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房弘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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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本文以明代武当山道教宫观的皇家背景为前提,以武当山现存最为著名的两例真武铸像与两对青龙、白虎塑像为例,通过相关文献与实物图像的检索,对其制造年代或风格来源作出分析与论证,并针对学界的一般性认识提出了个人的修正意见,即:第一,武当山金殿的真武铸像应为明代中前期所钦降,并非与其建筑的营造同期,第二,两例青龙、白虎塑像应为明代所造,而非元代或元代风格。同时,本文结合早期道经文献中的戒律仪范,顺便讨论了与道教造像有关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律,以加深对于武当山道像艺术一般性与特殊性内涵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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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弘毅书法《中国第一情诗》

关键词:道像 朱棣 武当山 真武 青龙白虎 刘元

房弘毅,著名硬笔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55年生于北京。自幼喜爱书法,涂鸦不断。曾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附属学校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书法,渐有所得。曾临习诸多碑帖
,终以欧阳询及隋唐楷书为发展目标。数年坚持,逐日明白。硬书兴起,即入其中。苦练钢笔字,组织搞活动。致力于硬笔书法艺术事业,曾担任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教学部委员;1989年,曾组织发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届硬笔书法大展,后任华艺硬笔习字会会长;1993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书法委员会副主任兼副秘书长。先后担任人保保险杯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大展、第七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等重要赛事评委。后曾任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秘书长。当选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代表。现居日本。

武当山,位于均县(今湖北丹江口)境内,又名太和山,历来传说为北方真武(玄武)神的得道飞升之地。唐代贞观年间,此地始建有道教建筑,其后屡废屡建,明朝永乐(1403-1424)时,明成祖朱棣动用国家力量整体规划和营建了33组道教宫观建筑群,并敕封武当山大岳的称号,由此,武当山获得了皇家道场的待遇与地位。时至今日,其山下建筑毁废殆尽,而山上的各处宫观,却大多有幸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作为明代皇家宗教建筑的重要遗存及其与自然环境绝无仅有的融合范例,武当山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道教建筑而言,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建筑艺术全集道教建筑》分册所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道教宫观中,注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仅有武当山的两处金殿与紫霄宫
[1]。

硬笔书法曾获1985年中国钢笔书法大赛一等奖。出版有字帖《楷书历代名篇》、《楷书鲁迅诗集》、《百家格言钢笔字帖》、《房弘毅楷书佛教楹联》、《房弘毅楷书兰亭序》、《黄自元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等。

2006年,通过武当山的实地考察,以及此后对于相关文献的检索与比较,笔者发现,在现有涉及到武当山代表性道教造像艺术遗存的正式论著中,往往在其年代学或风格学方面存在有比较严重的讹误,这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显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误导。因此,本文即以武当山现存最为著名的两例真武铸像与两对青龙、白虎塑像为例,参照相关的文献和图像材料,对其制造年代与风格来源等图像学问题作出重新的分析与论证,从而提出个人的修正性意见。

为方便行文,不妨先就明代永乐年间的武当山营建情况作一背景性的讨论。

讨论的背景:武当山道场与明代皇家之关系

武当山风水幽胜,素有72峰36岩24涧之称
[2],先秦至两汉之际,就有许多道家人物被吸引来此开辟石室、修道隐栖。

武当山的道教建筑,据记载,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其后,屡经兴废之建。至元代,武当山道观又渐成规模,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岁在丙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武当殿成,集贤学士揭傒斯(1274-1344年)奉敕撰有《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说此时山多神宫仙观,其大者有三,曰:五龙、紫霄、真庆。而五龙居其首[3]。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结果,元代的武当山,确实就是以五龙灵应宫、紫霄仁圣宫、南岩天乙真庆宫为活动中心的。

揭傒斯述其始末云:

唐贞观中,均州(今丹江口)守姚简祷雨是山,五龙现,即其地建五龙祠。宋真宗(998-1022)时,升祠五龙观,赐额曰五龙灵应之观。其后废于靖康之祸(1126)。孙真人元政兴之(1141年),又废于金术之兵。

至元二十三年(1286),诏改其观为五龙灵应宫,仁宗皇帝天寿节,实与玄武神同,遂(1314)加赐其额曰:大五龙灵应万寿宫。[4]

五龙宫,位于武当山主峰(天柱峰)北方偏西的灵应峰麓,武当山可考的道教建筑,之所以最早建造于此,是因为此地有玄帝升真之时,五龙腋驾上升的传说,并因此以其旧隐为奉真之祠的
[5]。

元末,五龙宫又遭兵燹,明洪武五年(1372)开始重修,宫殿廊庑,栖止庐舍,次第一新。殿塑圣像其中,神将前列[6]。至永乐十一年(1413),又重建山门、龙虎殿、玄帝殿、父母殿、御碑亭、配殿、斋堂等数百间,后经嘉靖及清代的重修,规模更大,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最终再遭兵火焚毁。

2006年8月,笔者考察武当山诸宫观,只见群峰峻岭之间,明初所建的太和、紫霄、南岩等各大道宫遗韵犹在,一派皇家风范,而唯独五龙宫遗址一处,套用永乐帝朱棣之语,恰是荆榛瓦砾,废而不举(图1a、图1b),至今仍为弃置
[7]。

图1a 图1b

明代武当山的兴建,自有其始末来由,《明史》卷299列传张三丰云:

张三丰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朱元璋)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

永乐中,成祖(朱棣)遣给事中胡滢偕内侍朱祥齎(音基)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8]

体会该文献可知,第一,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均有遣使寻访元末明初的著名道士张三丰而不得之事,由此也大略显示出张三丰与武当山之关系
[9];其次,到了永乐(1403-1424)年间,明成祖朱棣亲自动议并大营武当宫观,其曲折隐晦,恰如史笔之间的微言大义。

《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之诸神祠云:

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后人以为真君,作龟蛇于其下。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10]

本来,对北方之神真武(玄武)的崇祀,在宋、元以来,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本土宗教的香火传统,文献可考者颇多
[11],此处不赘言,所以,在明代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就因为真武神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12],而到了成祖朱棣时,则又于京城(北京)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但是,这种特别的声张,是由于朱棣在夺得嫡位的过程中,尤其借助了与真武神显灵有关的神佑之说,并进而将此事与传说中北方真武玄帝南下修炼而最终功成飞升的武当山直接联系了起来。

成祖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时被封为燕王,驻守北平府(今北京),掌有重兵实权,史称其貌奇伟,美頾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13]。朱元璋死后,其长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因为尾大不掉,就采取了谋臣齐泰等人的削藩政策。燕王朱棣不服,就趁机以清君侧为名,举兵靖难,南下南京争夺政权,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事有巧合,建文元年七月癸酉(1399年8月6日),为朱棣靖难之师起兵之日,当时北平天空出现了异象,乌云风雷陡起,犹如千军万马,朱棣在军师释道衍(姚广孝)的合谋下,借此演化成了一幅真武显圣之像,而反朝之逆举,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奉天靖难。

李贽(1527-1602)在《续藏书》卷九述及靖难功臣姚广孝时云:

出祭纛,见被(披)发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顾公(道衍)曰:何神?曰:向固言之,吾师,北方之将玄武也。于是,成祖即被(披)发仗剑相应。[14]

这不啻为戏剧性的一幕,后来,王世贞(1526-1590年)在《武当歌》中一语说破: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15]。这一御世之术,借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讲,其根本性的命运是致使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16],于是,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只是在此后被赋予了伦理的意义罢了。因此说到底,明成祖朱棣借真武神而渲染神佑之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他不合礼法途径的政权得到一种合法化的解释
[17]。

在明代初期,民间信仰之中的真武即玄武之神大致上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玄武是北方之神。根据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北方属水,所以北方之神就是水神,镇北方,主风雨。同时,此玄武其形如龟蛇,所谓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南宋洪兴祖《楚辞远游》补注)。而龟蛇合体的含义,原本象征天运之象及其变化(后文详),在道教的造神过程中,它又被分离地看待,变为龟蛇(水、火)二将。因而再次,玄武象征着战神。在早期的道经中,真武神曾领有北极镇天玄武大将军的称号,所以到后来,它发展成为了一个披发跣足,着袍衬铠,仗剑蹈龟蛇的武帝形象
[18]。

无论就哪个方面来看,玄武(真武)的内涵,均能被明成祖朱棣用于演绎,甚至成为他奉天靖难的一个注脚,于是,真(玄)武神因为在靖难之时有显相功,也就会在此后得到朱棣特别的尊崇。

《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之京师九庙云:

京师所祭者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1415)建,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1507)改为灵明显佑宫,在海子桥之东,祭日同南京。

东岳泰山庙,。[19]

在京师(北京)九庙之中,首举真武庙,其次才是东岳泰山庙、汉寿亭侯关公庙、京都太仓神庙等等,可见,在永乐及其此后,真武神及其神庙在国家诸多神祠之中所获得的至高地位。

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讲,对真武神的崇奉,既然有着宋、元以来从帝王到民间的广泛信仰基础,那么,出于政统的需要,继续营造他的皇权神佑的舆论,在武当山这一相传为真武神的功成飞升之地大营宫观道场,也就合情合理了。

在关于武当山道场营建的最初文献中,有永乐时任提调官钦差太常寺丞、后钦授玉虚宫提点的任自垣在宣德六年(1431)编定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可资检索,其中收录的大明诏诰中,有永乐十年(1412)三月初六日《敕右正一玄虚子孙碧云》,云:

朕敬慕真仙张三丰老师,道德崇高,灵化玄妙,超越万有,冠绝古今,愿见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书,求之四方,积有岁月,殆今未至。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老师。然于真仙老师鹤驭所游之处,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创建道场,以伸敬仰钦慕之诚。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尔宜深体朕怀,致宜尽力,以成协相之功。钦此!故敕。[20]

这是明成祖命武当山道士孙碧云规划设计武当山遇真宫
[21]的一道敕书,可谓序曲,同一日,又有敕书一道云:

重惟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报之心,孜孜不已。又以天下之大,生齿之繁,欲为祈福于天,使得咸臻康遂,同乐太平。朕闻武当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道场,皆真武显圣之灵境。今欲重建,以伸报本祈福之诚。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22]

这是明成祖谕示孙碧云对武当山原有的紫霄、五龙、南岩三宫旧地进行勘测,确定宫观规制,由此为大营武当宫观做好前期的准备。

按,孙碧云(1345-1417年),是明代早期武当山的著名道士,世传曾受张三丰指授仙人道术,为武当教派榔梅派又称武当本山派的开山祖师。在明太祖时,孙碧云就颇受重视了,《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有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太祖高皇帝因梦,遣奉御张伍等,斋捧敕道士孙碧云赴阁下一诰可证。而以上所引的圣谕表明,在明成祖时,孙碧云是更加受宠了。

经过数月的勘测、规划和工程材料的准备,武当山在年中正式兴工了。此时,明成祖又颁布了一道《黄榜》,公布于武当山北麓的玉虚宫(为兴建时的大本营,今仍有老营之称)前的通衢之上[23],从其通俗化的表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朱棣的用心,为便于引证和参考,兹全文照录如下:

皇帝谕官员军民夫匠人等:武当天下名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去处,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阴佑国家,福庇生民,十分显应。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那时节已发诚心,要就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去处,即欲兴工创造,缘军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缓到今。如今起倩些军民,去那里创建些宫观,报答神惠,上资荐扬皇考皇妣,下为天下生灵祈福。用功夫不多,至容易不难。特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把总提调管工官员人等,务在抚恤军民夫匠。用工之时,要爱惜他的气力,体念他的勤劳,关于粮食,休要他受饥寒,有病着官医,每用心调制。都不许生事扰害。违了的,都拿将来,重罪不饶。军民夫匠人等,都要听约束,不许奸懒。若是肯齐心出力气呵,神明也护佑,工程也易得完成。这件事不是因人说了才兴工,也不因人说便住了工。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有人劝,着片瓦工夫也不去做,若从来诚心要做呵,一年竖一根栋、起一条梁,遂些儿积累,也务要做了。恁官员军民等,好生遵守着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故谕。永乐十年(1412)七月十一日。[24]

此所谓黄榜,是专为参与营建的数十万官民所下的圣旨。其中提到的张信、沐昕,前者为朱棣靖难时的功臣,后者为朱棣之女常宁公主的丈夫,作为朱棣身边最为亲信之人,他们被派往武当山董其役,而规划事务和夫匠、材料的筹划,则由礼部尚书金纯和工部右侍郎郭琎具体执行
[25]。

武当山宫观建筑群的中心建筑,是位于武当山主峰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之巅的金殿,作为权威的象征,它既是真武之神册封坐镇天下之所,也是明朝皇室延伸于天国的庙堂。因此,未受《明会典》中洪武三年律令僧道用房舍,并不许起造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等等的约束,这一铜铸仿木结构的金殿,采用了帝王专享的式样,为最高建筑等级之中的重檐庑殿顶、九踩斗拱,并通体镏金。金殿在北京分件铸造,完工后由水路转道运送武当山,如永乐十四年(1416)九月初九日《敕都督何浚》云:今命尔护送金殿船只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故敕。随之又续一件:船上务要清洁,不许做饭[26],可谓心诚至极。

翌年,金殿在天柱峰顶安装完毕,意味着武当山主体工程告竣,在为本山五大宫有敕赐新名的同时,朱棣改原武当山之名为大岳太和山。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初六日圣旨云:

武当山,古名太和山,又名大岳。今名为大岳太和山,大顶金殿,名大岳太和宫。[27]

若依前述京师九庙中列真武庙为先的话,那么此时所谓的大岳者,地位也就应当在一般所熟知的五岳之上了。

与五岳有关的祭祀活动,相传源自上古,《周礼春官》中已有五岳之名,而其制度,则始自西汉武帝。对于武当山来讲,元代以前,它虽也有过大岳之称,但实际上,如元代道士刘道明在《武当福地总真集》中所说的,它始终只是嵩高之储副,五岳之流辈[28],即便在唐末杜光庭编纂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它也只在七十二福地中位列第九
[29]。但在此刻,经过永乐皇帝的刻意扶持,武当山道场与明室政权的关系就显示出了微妙的意义,正如他一再谕示后辈儿孙即位时祭告真武大帝[30]那样,武当山在此后的有明一代,其道教的香火,因为皇朝家庙的制度因素而始终处于鼎盛的状态
[31]。

这一盛况,在明人洪翼圣一诗中显示为: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培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境中[32],一派富贵和华丽。可以说,这里是朱棣动用国家力量一次性规划、投资、建成的最大规模的宗教建筑群,从永乐十年至二十二年(1412-1424),三十万军民工匠在武当山前后耗时13年,在绵延八百里的崇山峻岭之间,修建了七宫九观三十二庵堂等33组建筑群,按永乐年间的敕书统计,当时就已敕建大岳太和山宫观,大小三十三处,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33],诚可谓井然有序,规模宏大,若再加上此后成化、嘉靖等数次较大规模的续建和扩建,整个的武当山道场,就更加符合皇家祭祀中心所应有的气派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重修武当,并在武当山东麓的门户处,敕建了一道玄岳门石坊,亲笔御题治世玄岳四字匾额,表明要融汇武当的玄道精神来治理天下(图2)。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既意喻了道统,也意喻了治统,武当山的家庙性质,也就趋于圆满了,时至今日,我们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中国皇家庙观中绝无仅有的例证[34],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图2

(图2,《玄岳门》,又称治世玄岳牌坊,明嘉靖三十一年敕建,额匾治世玄岳为明世宗所题。沈伟摄,2006年。)

以道像为例的分析:真武、青龙白虎

作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中的一个重要建筑,五龙宫虽已残毁殆尽了,然而所幸的是,考察中所见的两例精美的道教造像:一尊真武铜铸坐像与两尊青龙、白虎泥塑彩绘坐像,却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并在《武当山一、二级塑像文物登记表》中被列入较高的文物等级
[35]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房弘毅书法。。况且,它们在武当山现存的明代道像中,其体量之大,质量之精,都堪称代表之作。

兹以此为线索和例证,对武当山代表性的道教造像艺术研究分述如下:

太和宫金殿与五龙宫的铜铸真武坐像

如前所述,对真武神的崇祀,至宋、元以来就已经成为了气候,而其前身龟蛇合体之象的玄武,最早作为一个方位之神,起源更久,《楚辞远游》就有召玄武而奔属之咏。

最近,余健先生由天文观测的技术角度入手,并参以文献和文字训诂,讨论了神、北斗、玄武之间的关系,考证指出:玄武形象的龟蛇合体,乃源于北斗绕北极周转的天象及引绳测斗的原始测天操作。具体言之,以龟背为天穹,曲蛇环绕龟甲的形象,正象矢形北斗的璇玑四游,即北斗在天穹绕北天极作周天旋转的运动天象,玄武后来转化为四象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即是因北斗指北且在拱极区恒显圈内而生的讹变。[36]

参考附图,这一研究判断,对我们理解与玄武有关的早期图像是很有帮助的(图3a、图3b)

图3a 图3b

,陕西出土的一件商代深底青铜盘上的龟形图饰。采自林西莉《汉字王国》第77页插图,李之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该龟背中央,正是璇玑的图像,来自北斗的周年之转,也是后来卍字图案的来源。图3b,玄武纹瓦当,西汉,面径18.4厘米,出土于汉城遗址。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秦汉瓦当》第87图,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按《史记高祖记》所载:未央宫内,北有玄武阙,此瓦是未央宫北阙所用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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